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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根事迹心得500字篇1
卢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他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他毕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被称为“布衣院士”。2017年，他在患重病期间，将毕生积蓄88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教育事业，被央视评为“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他在生前还决定，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科研和医学教育事业，最后一次作出自己的贡献。
卢永根，广东花都人，1930年12月出生于香港，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1月至1995年5月先后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华南农业大学校长。1993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卢永根同志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20世纪60年代，他协助著名水稻专家丁颖教授组织开展“中国水稻品种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我国各地区水稻引种、地方品种资源的改造和利用、耕作制度改革和品种选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在纪录片《南粤楷模》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耀光对卢永根的教诲记忆犹新：“在科研方面，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诚实，对待科研的态度要严谨，不能搞花架子。”
在华南农业大学官方微信发布的长文中，讲述了卢永根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华南农业大学校长的12年间，大刀阔斧推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的改革发展，选拔了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
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认为，卢永根院士对学校的长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1986年年底，整个大学的教师结构是个断层，那个年代的职称评选权力在上级，他为了推动学校年轻人才的发展和成长，专程去北京找当时的农业部长汇报，并且提出要在我们学校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中选拔一批任职年轻教师，破格提拔。”
“生活过得好，不是单纯地追求所谓舒服……”卢永根同志生前无数次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把一生献给祖国。学生们对他的印象也是如此：“从他的衣着、打扮来看，他就是一个很朴素的老人。我们平常一起吃饭都会遇到他，他就会拎个小饭盒，一起去饭堂。”
晚年罹患重病后，卢永根将毕生积蓄880万元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忠诚于教学科研的青年优秀教师和支持开展学术交流。同时，决定去世后把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事业。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龙新望曾经在节目中深情回忆：“他用他虚弱的身体，颤颤巍巍地把整个牛皮纸包着的银行存折拿出来，来输密码。”
记者找到了此前卢永根在采访中对学生勉励的录音。殷殷嘱托中，赤诚之心满是期待：“我非常兴奋，非常感动，看到我们国家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我希望他们在社会上继续努力工作，为国家作更大贡献。”
记者昨天(12日)联系华南农业大学，校方表示，根据卢永根同志本人生前遗愿及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按照卢院士的意思，他想一切从简，也不开追悼会，他也不想打扰他的家人和学生。”
昨天(12日)下午，不少学生自发来到华农院士广场卢永根院士的雕像前，手捧花束深切悼念和缅怀。
老校长，一路走好!
卢永根事迹心得500字篇2
前几天，单位组织我们观看了卢永根先进事迹短片，感触颇深。卢永根，他是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被人们称为“布衣院士”。他生于兵荒马乱之际，为党的事业奋斗70载，卢永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大时代的烙印;他的命运，也早与党和祖国紧密相连。
“要把一生献给党和祖国!”卢永根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承诺。
心中有党。1941年，香港沦陷，当时读小学六年级的卢永根在乡下避难时亲眼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1949年8月9日，19岁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晚年他们分两次将毕生积蓄880万余元转入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这是华农建校108年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党培养了我，我要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卢永根说。 2017年3月21日下午，身患癌症尚在治疗期间，卢永根携夫人徐雪宾郑重地在捐赠协议上签下名字。“举起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中国人是守诺的，你向党、向人民作过许诺、宣誓，那自己要遵守。”卢永根的命运自此与党和祖国紧密相连，始终不渝地践行着这份承诺。
心中有国。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他曾三次到国外探亲和访学，在异国丰厚的物质生活面前，他选择学成归国。改革开放后，卢永根到美国探望病重的母亲，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在美期间，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来，但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不仅自己心中有国，他还教育、呼吁广大学子广大科学家回国发展。卢永根担任华农校长期间，在学校做了一场演讲，那晚没有灯光，草坪上密密麻麻坐满了学生。他对学生们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二者皆可抛。”对即将出国深造的每一位教师都要促膝谈心，勉励他们早日学成回国。1994年给远在加拿大留学的女婿写信，信中说到“真正爱国的青年科学家都应扎根祖国”。担任校长13年间，借助国外学习的知识和经验，卢永根大刀阔斧改革，推动了华农的跨越式发展。
朴素的房间，几把老式座椅，节约的科学家将毕生积蓄还给国家。药水充斥的医院，花白的头发，虚弱的身体却迸发巨大的能量与精神。他教会多少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他教会多少热爱党、忠诚党、奉献党。这让我再次深思自己“为什么入党，入党为什么”这个问题，也许作为一名党员我还差的太多太多，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更加努力向这位老党员看齐。
卢永根事迹心得500字篇3
他，是中科院原资深院士，曾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
他，因为毕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被称为“布衣院士”。2017年，他在患重病期间，将毕生积蓄88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教育事业，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他在生前还决定，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科研和医学教育事业，为党和国家最后一次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就是“时代楷模”卢永根，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
“举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些……还记得。”这是“布衣院士”卢永根在当选为“201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时，回忆他于1949年8月9日在香港正式加入中共地下党时的话语。
1949年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华南农学院学习，开始了他毕生倾注心血的农学研究事业。
卢永根深知教育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在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期间，他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打破了当时论资排辈的风气，轰动全国。
卢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长期奋斗在科学研究和高等农业教育第一线。在纪录片《南粤楷模》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耀光回忆说：“在科研方面，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诚实，对待科研的态度要严谨，不能搞花架子。”
在生活中，卢永根始终保持共产党员节俭朴素的优良作风，家中仍在使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沙发、旧铁架床、旧电视。他说：“不舍得(扔)，这些东西没有用光用烂，还能用。我认为生活过得好，不是单纯地追求所谓舒服，我很注重建立一种比较好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万事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生活中近乎苛刻节俭的他，对捐资助教却毫无保留。晚年罹患重病后，他将毕生积蓄880万元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而后又亲手签订了遗体捐赠志愿书，他将此看作院士最后的科普工作，是他作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最后坚守。
他逝世后，华南农业大学校方表示已经按照他本人生前遗愿和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卢永根院士的卓越品质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教育工作者和农业科学家的可贵精神和高尚情操。
卢永根事迹心得500字篇4
卢永根，作物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祖籍广东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
卢永根长期从事作物遗传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研究领域包括稻的遗传资源、稻的经济性状遗传、稻的雄性不育遗传和栽培稻的杂种不育性遗传等方面。曾协助中国科学院院士丁颖开展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研究，主持总结该项工作并参加撰写《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水稻遗传资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学术观点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业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卢永根今年已84岁高龄，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他每天仍行走在华南农业大学的高树绿荫之下，行走在家里和办公室之间。他的治校和治学理念已经融入华南农业大学的精神，而他本人，也成为华南农业大学最宝贵的财富。
40多岁的年龄差异，并没能阻挡两人互相学习的劲头：在学术上，卢永根不停地向丁颖靠拢;在政治上，丁颖也经常向卢永根请教。
从“香港仔”到革命者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县，即如今的广州市花都区。其祖父幼年家贫，辗转至香港谋生，先在一家海味店当伙计。因为为人诚实勤劳，在香港得以立足，并逐渐富裕。卢永根的父亲卢国棉是一家英国律师行的高级职员，家境已颇为殷实。
1930年，卢永根出生于香港，在这个典型的中产家庭中排行第四。1936年开始入读香港粤华中学附属小学，接受到较好的香港教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香港仔”。1941年，在卢永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卢国棉眼看局势危急，便安排将卢永根等几位儿女送回老家的乡下避难。但广东花都当时也属于沦陷区，不仅三天两头有日军到乡下来骚扰、很不安宁，而且那里的物质生活也非常贫乏。和之前在香港的生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卢永根自小接受香港殖民地教育，民族意识本来比较淡薄，但此时亲眼目睹日军凶残，也体会到战争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体会到当亡国奴的苦楚，他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乡下待了将近两年之后，卢永根返回香港，入港侨中学读初中。不久，日军宣布投降，部分国民党军队进驻香港。然而，媒体报道的“国军”在香港的种.种行为，让年轻的卢永根日益失望。
初中时期，有两种学校可供他选择：一是上英文书院继续接受英式教育，另一是上中文书院。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卢永根没有遵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读英文书院，而是自己选择了岭英中学。
在岭英中学，卢永根碰到了思想进步的语文老师林莽中(萧野)，并经他介绍到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在卢永根看来，培侨中学的三年时光，是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在这里他从一个无知的青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培侨中学是一所爱国的进步学校，爱国和民主思想非常活跃，学校里经常有来自内地的进步人士，在这里举行读书会、时事报告会等，卢永根深受感染，他自己也开始热衷于投身各种进步活动，成为一名非常活跃的进步学生。他参加民主竞选，当选为香港培侨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组织辩论会，号召同学们关注社会的未来。
1947年12月，卢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并积极开展地下活动。1949年8月9日，年轻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在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党组织通知卢永根，高中毕业后他可能有三种去向：一是直接投身解放事业，回内地打游击;二是继续留在香港升学或工作;三是回内地，继续学习。经反复研究，党组织决定安排卢永根回内地，到岭南大学读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到广州去迎接解放。
就这样，一位自小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仔”成为了年轻的革命者，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私立岭南大学去学习。
丁颖的得力助手
1949年8月，卢永根按照组织上的安排，顺利考入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同时领导着岭南大学的地下学联工作。之后不久，因承担社会工作过于繁忙，而医学院的课程又过于繁重，卢永根转入了课业负担稍轻的农学院，自此开始接触到自己一生的研究事业——农学。
1952年11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卢永根也随之成为华南农学院大四的学生。
在华南农学院里，卢永根认识了原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丁颖教授。丁颖早年留学日本学农，回国后在广州从事稻作研究，卓有建树，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水稻育种领域便有“南丁(颖)北赵(连芳)”之称。丁颖给高年级学生讲授专业补充课，主要内容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这门课程深深吸引了卢永根，也直接促使他日后走上稻作研究之路。
1953年8月，卢永根大学毕业，党组织安排他留校任教。从此他成为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不仅从事教学，也承担一定的研究任务。
留校工作之后，卢永根和丁颖在工作上有了更多交集，除了在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外，他们还是华南农学院仅有的两位广州市人大代表，常常要一起去参加会议。40多岁的年龄差异，并没能阻挡两人互相学习的劲头：在学术上，卢永根不停地向丁颖靠拢;在政治上，丁颖也经常向卢永根请教。
1955年，经华南农学院选派，卢永根到北京农业大学参加为期两年的“全国作物遗传选种进修班”，课程内容以米丘林遗传学为主，由苏联专家费·米·普罗茨科夫讲授。但卢永根本人根据以往的育种实践，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全盘以米丘林遗传学作为业务指导。他坚持认为“苏联专家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很感人的，但政治和业务不能混为一谈，美国教授业务(注：主要指摩尔根遗传学)好，但政治上反对我们，这个我们也分开来看”，而当时的状况是“对苏联专家盲目崇拜，对中国专家不够重视”。在1958年的整风运动中，这些观点成为卢永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1957年，丁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调往北京工作，但许多业务工作仍留在华南农学院，卢永根继续在这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1年8月，中央决定为老专家配助手，丁颖选中了卢永根。次年八月，卢永根赴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成为丁颖的科研助手。
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的丁颖并没有因为行政工作繁忙而放弃自己的研究业务，他多年一直希望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水稻品种和栽培技术考察开始实施，卢永根成为本项研究最重要的参与者。甚至，在有些丁颖无法亲自参与的时候，由卢永根来代替他完成了部分工作。
这项被称为“中国水稻品种光温条件反应研究”的项目，给年轻的卢永根奠定了一生的研究基础。他亲随丁颖，奔赴内蒙古河套、宁夏、甘肃、新疆以及陕西西部和陕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一方面聆听丁颖先生的教诲，一方面也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种、性状、栽培方法等。正是因为亲历过这些考察，结合他惊人的记忆力，卢永根对全国各地的水稻品种有了充分的了解，在自己的脑海中建立起了巨大的数据库。对于全国各地的水稻品种和性状，他都如数家珍。
调研的同时，卢永根也收集到各地不同的稻种。这些积累，成为我国水稻遗传育种重要的基础性资源。
研究进行过程中，1964年10月丁颖院长因病不幸去世。卢永根牵头完成了研究的后续工作和项目总结，包括光温生态试验所产生的大量数据的整理工作。1978年，在水稻光温生态试验数据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国水稻育种工作者最重要的参考书，同时也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专注水稻育种
丁颖去世之后，卢永根回到华南农学院，继续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带回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七千多份稻种，成为华南农学院开展水稻育种最宝贵的资源。据他的学生刘向东介绍，这个种质资源库，不仅学校的研?咳嗽笨梢岳?茫?部?鸥?泄?蒲г骸⒏吹┐笱А⒅猩酱笱У裙?内科研机构，后来逐渐扩充到一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是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运动初期，卢永根被戴上“死不改悔走资派兼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来被下放广东翁城干校，在这里度过了十年的时光。直到1978年，卢永根才迁回广州。
1978年8月，由国家农牧渔业部派遣，卢永根到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参加“遗传评价与利用”培训班学习，为期4个月，在培训班结业考试中，卢永根在来自11个国家的31名学员中，成绩名列第一。培训结束后，卢永根以访问学者身份又留所从事研究工作2个月。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科研人员培育出水稻矮秆品种，大大提高了水稻产量。同时，矮秆也有利于提高水稻的抗倒伏性，因此对水稻矮生性遗传规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期，卢永根对此进行了研究。他选用矮脚南特等4个早籼稻矮源，分别与高秆品种冷水麻杂交，通过对其杂交后代的遗传分析，研究矮源的基因型和遗传方式。通过实验，卢永根发现水稻品种的半矮生性属简单遗传，受一对隐性主基因控制，同时还存在一些修饰基因。因此，他提出矮秆水稻品种并非越矮越好，半矮生性品种比较符合中国当前育种的要求。与此同时，他将中国现有的水稻矮秆品种划分为矮生性和半矮生性两个类型和四个群，其中半矮生性的遗传方式较简单，容易在其后代得到稳定。卢永根还强调，理想的矮源不仅遗传组成应属于半矮生性，而且要具备优良经济性状和高的配合力。这些研究结果为有效利用现有水稻矮源和人工创造新矮源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0年，卢永根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与美国著名水稻遗传育种专家J.Neil Rutger博士合作研究。在这里，他将自己对水稻育种的研究拓展到了细胞生物学层面，进行水稻诱导胞核雄性不育突变体的细胞学研究。卢永根将11个水稻胞核雄性不育突变体划分成四类：可染花粉败育型、部分花粉败育型、完全花粉败育型和无花粉型，进而在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和小孢子发育期对这四类胞核雄性不育突变体进行了细胞学观察，探讨它们的败育机理。结果表明，明显的染色体畸变与胞核雄性不育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丁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认为，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华南，而分布在华南的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在丁颖的影响下，卢永根也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稻作的起源问题，并多次与梁家勉等知名农学史家交流。但多年以来，对中国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多限于历史学、考古学等少数几个领域。卢永根在20世纪80年代从细胞遗传学的角度对栽培稻种的起源进行了研究。他选择了原产中国的普通野稻、药用野稻和疣粒野稻三个野生稻种，对它们进行粗线期核型的研究，并与栽培稻进行比较分析，建立了中国三个野生稻种的粗线期核型。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三个野生稻种的粗线期核型存在着差异，其中普通野稻与栽培稻在染色体长度变化范围、相同类型和编号的染色体数目、核仁组成中心的位置以及染色粒的分布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最大相似性，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丁颖的论点，即普通野稻是中国栽培稻的近缘祖先。
卢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带领团队研究水稻的杂种不育性，并和助手张桂权一起提出了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概念，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业界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通过不同时期的研究，卢永根弄清了多胚水稻多胚发生的细胞学机理，弄清了光温敏核不育水稻及栽培稻杂种不育性的细胞学机理，发掘出一批携带有胚囊和花粉育性基因的新种质，创建了一大批同源四倍体水稻等新种质。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的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做好三种角色
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开始了长达13年的校长生涯。上任之初，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专访时，卢永根谈到自己的党员、校长、教授这三个角色的关系，说自己谨记“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这个简单原则体现了卢永根对党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学校利益高于一切的责任感。
这句话虽然简单，但真正要把握好这三种角色的关系很难。卢永根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真正做到了。
在卢永根看来，很多人是有多重身份的，比如说既是专家，又是党员。如果他们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在党外的专家面前又标榜自己为党员，这是不行的。而他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工作上首先要从大局出发;在校长和教授身份上，自己首先应该考虑校长这个角色。既然是校长，就要着眼于学校的发展，就要把自己教授的工作和身份暂时放下。特别是不能利用校长的身份，给自己的教授身份获得好处，比如学校的资源向自己的研究方向或实验室倾斜，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取研究经费等种.种好处。
这一点，给张桂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他回忆，老师卢永根担任校长的13年，完全是全心全意站在学校的高度，为学校全局谋发展，但也恰恰是他自己的实验室发展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期。
身为校长，卢永根坚持着自己的治校理念。在他的回忆中，当校长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摆在首位的是学校的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第二，坚决抵制住了学校为主体的商业行为;第三，不遗余力地进行校园环境建设。在若干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三件事，都交出了让人满意的答卷，而正是这份答卷为学校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卢永根事迹心得500字篇5
8月12日，刚刚过完入党70周年的“生日”，89岁的他安详离世，走得坦坦荡荡。
积蓄，全都捐了，880多万元，一分不剩，捐给了华南农业大学;后事，如他所愿，没有告别仪式，遗体捐给国家;最后一笔党费，老伴代交了，有1万元之多……
这一生，他是那样简朴，简朴到家里连窗帘都不挂;可他又是那样富足，一生家国情，桃李满天下，身后泽被万千学子， 留下了闪光的无字丰碑。他曾说，生活过得好，不是追求舒服，而是“无愧我心”。
他，就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布衣院士”。
“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生命最后的时光，卢永根躺在病床上，有些疲倦。可一说起当年入党时的情形，他眼中立刻发出明亮的光。
“当时在香港，一个很小的房子，有面墙壁挂着党旗。”老人的广东口音有些颤抖：“举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延安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1930年，卢永根出生于香港的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有电话、出门有汽车。11岁那年，日寇占领了香港，他被父亲送回广东花都老家避难，谁料想，这里也被铁蹄践踏。
“老卢看到日本鬼子检查‘良民证’，一不顺从就一巴掌打过来。”老伴徐雪宾说，这一幕让老卢永世难忘。亲历了国土的沦丧，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卢永根陷入了迷茫。就在这时，一道“红光”照进了他的人生……
1949年8月9日，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在两年前，17岁的他就瞒着家人，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对祖国的命运自当不能袖手旁观!”卢永根如是说。
“他把入党那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每年这一天，我都为他过生日。”87岁的老伴徐雪宾颤巍巍地笑了，有点羞涩地透露了一个小秘密：“我想在这一天，一定干一件最让他喜欢的事，所以在1957年8月9日，答应与他结婚。”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前去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我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而回内地呢?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卢永根说。
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卢永根这样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党员，再校长，后教授。
“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岁月时光无法磨灭卢永根的初心。住院不久，卢永根和老伴向党组织郑重申请：“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与，每月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
“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们没白爬上来!”2001年10月的一天，广东佛冈的一个山顶上，71岁的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树，开心得像个孩子。
爬山不容易，卢永根拄着拐杖，感觉很吃力。“卢老师，您别上去了，我们上去采回来!”学生刘向东不忍。“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长环境很重要，我想去看。”没办法，学生架着他，一步一挪，齐腿深的草打得裤管刷刷作响。
野生稻，携带栽培稻不具备的抗虫、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种质资源。连续几年，卢永根带着学生们奔波在广东高州、佛冈、遂溪、博罗、惠来等地，苦苦找寻……
卢永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的助手。“抗战时，丁老师带着水稻种、番薯种，一直逃难到云南，把种质资源保护下来。”卢永根十分敬佩。丁老师去世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完成了恩师未竟的事业，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库，首次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观点……近些年，卢永根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在华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1000多万亩，新增产值15亿多元。
这对师生，还有一段佳话。学术上，丁颖是卢永根的老师，是他的领路人，但在政治上，卢永根是先行者，是进步青年，他多次对丁老师说：“像您这样先进的老科学家，应该尽早成为共产党的一员。”终于，丁颖在6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80年代，高校论资排辈风气严重，年轻科研工作者难以“出头”。怎么办?时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的卢永根决心要捅破这层“天花板”。他冲破重重阻力，破格晋升了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平均年龄40岁，最小的年仅29岁，其中5人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卢永根的日记扉页上，抄写着艾青的诗句。
曾几何时，在美国的姐姐苦劝卢永根一家移民，可怎么也说不动他。卢永根说：“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他在给留学生的信中写道：“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在他的劝导下，多名学生学成归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卢永根化用著名诗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留在国内，他说：“你向党、向人民作过许诺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党培养了我，这是做最后的贡献”
“老卢啊，你身后，储蓄怎么处理?”2016年底，身患癌症的卢永根住院，老伴徐雪宾问道。
“捐!”卢永根脱口而出，只有一个字。
“好，我也是准备捐的。”没有任何思想斗争，老两口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2017年3月14日下午，卢永根被人搀扶着，吃力地迈上银行台阶。他颤巍巍地打开黑色旧挎包，掏出了里面的10多张存折。周围安静极了，只见卢老吃力地在一张张凭证上签字，一次次输入密码。不久后，他又在另一家银行，捐出了其他剩余积蓄。
8809446. 44元!老两口没有留给唯一的女儿，而是成立了“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徐雪宾说：“我们的生活样样都得到满足了，这些钱就是多余的。”
样样都得到满足了?走进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世纪。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台灯是几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机坏了修了再修……
“这些东西没有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还没有尽其用。”卢永根说。“床已经很好了，我们刚结婚时，4个条凳架上板子，就是床。”徐雪宾很满足。
出门，80多岁的老两口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换地铁;吃饭，叮叮当当拎着饭盒，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学生剩饭，卢永根总忍不住提醒：“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饭?”
这已经不是卢永根第一次捐赠。早在2015年，他就和老伴回到家乡，把祖上留下的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捐赠给当地的罗洞小学。
这些壮举，大家说是“捐”，可卢永根却说是“还”：“党培养了我，这是做最后的贡献。”老伴徐雪宾也说：“我们两个年轻时就受到党的教育，国家给了我们许多，我们用不完了，当然还回去。”
不仅“还”钱，他们觉得连自己的生命都是党和国家的，也要“还”回去。于是，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布衣院士”卢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不留财产、不留遗体、不留墓碑，但是，他却留下了很多很多……
卢永根事迹心得500字篇6
卢永根，广东花都人，1930年12月出生于香港，1949年8月，他在香港加入中共地下党。1952年，作为学生的卢永根在华南农学院遇到了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丁颖。
他继承了丁颖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资源，后来逐步扩充到1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这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研究探索，卢永根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
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担任华南农学院和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在他的感召下，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到祖国，成长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卢永根毕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被称为“布衣院士”。
卢永根：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优良传统，就是忧国忧民，不光考虑自己，经常考虑老百姓的情况，考虑国家大事。
晚年罹患重病后，他和妻子徐雪宾将几乎毕生积蓄880万元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忠诚于教学科研的青年优秀教师和支持开展学术交流。同时，决定去世后把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事业。
记者短评：信念坚定，忠诚如山，献身科研，勇挑重担!卢永根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奋进，把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这名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用毕生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老共产党人的入党初心，而这，也是激励年轻一代在新时代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的榜样力量!
卢永根事迹心得500字篇7
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卢永根这样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党员，再校长，后教授。”
卢永根院士一生非常节俭，80多岁的老两口依然像寻常百姓一样，从来不用车接车送，而是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换地铁;吃饭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学生剩饭，卢永根总忍不住提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饭?”
其实，早在2015年，他就和老伴回到家乡，把祖上留下的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捐赠给当地的罗洞小学。别人都认为他傻，自己的东西干嘛往外捐啊!
大家说是“捐”，可卢永根不这么认为，他却说是“还”，他说：“党培养了我，这是做最后的贡献。”老伴徐雪宾也说：“我们两个年轻时就受到党的教育，国家给了我们许多，我们用不完了，当然还回去。”
她不仅仅是还钱，把自己的身体都还了出去，他说自己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予的，者必须要还回去。。
“布衣院士”卢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了无遗憾的离开了我们。
他不留财产、不留遗体、不留墓碑，但是，他却留下了很多很多……
这就是布衣院士的高风亮节，他把祖国和党的利益看做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国家和党给予的，所以，他也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钱财也好，生命也罢，活着为人民做贡献，死后还要捐献遗体，真是倾其所有，为国为民。
想到社会上那些有一点点本事就骄傲的不行的所谓知识分子，想到那些，有一点点能耐就到处大肆宣扬的“饱学之士”，想到那些为了金钱走穴捞金的明星，再看看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你们有没有感到汗颜。
祖国需要卢永根这样的院士，也需要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学习他的精神，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像卢永根教授一样，我们伟大的祖国何愁不繁荣富强，何愁不傲立于世界之林。
